3個血親輪流倒在癌症的魔手之下,談到這段故事,GICC博惠生技董事長郭晶耀臉色黯然,「在國外20幾年,家人一一過世,只剩下我一個。」身為家屬的他,就算願意用錢買到所有可能與希望,但有些事並不是「想做就可以做」的。

面對癌症,你回不到原本的生活

「我爸爸59歲就走了,肺癌,比我現在還年輕」,郭晶耀苦笑,「沒有痛過真的不知道這種感覺。」但他沒想到這只是第1次面對家人罹癌,感受也不是最衝擊的。等到第2次、換成媽媽倒下,在加護病房看著同樣的床單、同樣的維生儀器,人就像被打到沙灘上的浪,再也回不去原本的生活。

當媽媽因為子宮癌住進加護病房時,醫生也直言,「現在的維生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,生命指數只會一直往下掉」,郭晶耀看著媽媽,關掉爸爸維生儀器的那刻痛苦又回來,「但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,不能再像第1次一樣,做了決定、難過完,好像就可以繼續過日子。」

最後還是決定關掉,是因為郭晶耀發現,嘗試越多方法去挽救自己的媽媽,對她加的痛苦跟折磨越多,「為了能多延長一個月⋯⋯為了多延長這一個月⋯⋯那簡直是折磨。」在生命面前,只能選擇卑躬屈膝。

癌症帶來全家族的無能為力

「那時候有什麼神仙草藥,我半夜都開車去,就算是在什麼德國、歐洲,機票一買也飛出去」,郭晶耀說,癌症最大的痛苦,就是你盡一切的辦法都沒有用,那是一種無奈,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;不要說卡在金錢,就算有錢,也不一定能讓付出的精力獲得回報。

「癌症的確讓家庭產生經濟負擔,但我們台灣有政府出錢幫忙,其實最大的問題還是在『誰去照顧?』萬一大家都是上班族,誰來顧?有人顧身體,誰來照顧病人的心情?就算條件都到位,也不能保證治療效果,甚至只是折磨。」

媽媽過世之後幾年,郭晶耀讓自己全心投入工作,以為癌症的陰影會從此遠離,卻沒想到「疾病不分年齡」,當他在國外將事業衝到一個高峰時,最年輕的弟弟告訴他,自己得了肝癌末期。

想要讓「不能治」的癌症變得「可以治」

郭晶耀接到電話時,有點愣住,腦中閃過「這就跟郭台銘聽到他弟弟得了白血病一樣」的念頭,年齡相近、病爆發的太快,讓人心裡的衝擊更大。當時他在廣州先請加拿大的醫師到台灣照顧、協助治療弟弟的病情,再用一個月的時間將身邊的事情處理好、飛回台灣,結果回來的第3天,弟弟就過世了。

這件事情讓郭晶耀重新審視自己面對癌症的態度,爸媽都因為癌症過世後,他曾捐錢給台灣的醫院買癌症治療的儀器設備,但從這件事上,他發現台灣缺的不是設備,而是「癌症治療的體系」,只有癌症預防是不夠的,對病患來說,需要的是從「沒救」拉回「可以治」的方法。

「人到最後,包括我在內,畢竟有一個生命的終結,但能不能讓這種細胞變異的終結方式減少,能不能有其他的方法,讓有病變的、所有人都說不能治的、沒救了的那些人,不能治了,變成可以治。」郭晶耀說,「我看到免疫細胞療法,達到了我想要的這種結果。」

雖然自己失去,但還有更多人不必失去

除了自己最親的3個血親罹癌過世之外,郭晶耀周遭的同學父母、同學、同事,家族裡其他的親戚,在這幾年中,也或多或少有人因為癌症離開人世,看到那些家屬,每次都勾起自己過去的這段心痛,「我希望這種療法,是真正把焦點放回病人身上的,是符合每個人獨特性的療法。」

雖然有時候會忍不住想,如果當時有跟現在一樣的技術,或許爸爸、媽媽他們就不會過世了,但郭晶耀會馬上告訴自己,「我當然不能這樣想,要想『現在來做,還不遲』,還可以救到很多人,除了病人之外,還有病人的家屬,可以將他們從這種情況拉出來。」

幸福企業是健康的根本

面對這麼多生離死別,還有從老師的身份轉創業時,那前10年的「慘不忍睹」,郭晶耀對於人生健康也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,「其實我覺得養生之道不重要,當你30幾年來,每個遇到的挫折都可以把你打倒,還能夠熬過去,這種心境上的養生才是健康的來源。」

在老年人口越來越多、年輕人負擔增加的情況下,為了達到這種「心境養生」,郭晶耀也在大陸打造了一個讓公司員工能安心工作的企業環境,「不能說我是幸福企業啦,但我知道要去解決少子化、老人化的問題。」

在這樣的要求之下,郭晶耀不但給員工個人「包吃包喝包住」,還鼓勵員工生小孩,把他們遠在四川、東北的爸媽接過來,一樣住在宿舍裡,生了小孩還可以上公司裡的幼兒園,而且所有人的吃住都是免費的;「員工從小住在這裡,從小孩子到工作、到結婚,然後又生了小孩子,形成一個良性循環。」

郭晶耀說,「以前這麼苦,是因為我不能不堅持,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熬過這些苦,如果能從工作中讓大家心理、身體都健康,也是照顧一整個家庭、家族,不只員工喜歡,客戶也喜歡,長遠來看,社會會是健康的,就不會再有疾病,不會再有那些痛苦的抉擇,這就是我想要的。」